北京皮肤科医院地址 http://m.39.net/pf/a_4659317.html

本期嘉宾

格致

格致（-），原名赵艳萍，满族，爱新觉罗氏，生于吉林，祖籍沈阳。散文作家。年毕业于吉林永吉师范学校。曾做过教师、公务员。现居吉林市。年开始写作。先后在《作家》、《人民文学》、《十月》、《布老虎散文》、《民族文学》、《青年文学》等杂志发表散文、小说近百万字。出版有散文集《转身》（年，百花文艺）、《从容起舞》（年，时代文艺）、《七个人的背叛》（合集。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获：布老虎散文奖、人民文学奖。

我的户口，是农业户口。农业户口意味着我有土地。在我老家那个地方，我的名下是应该有两亩地的。两亩地有多大呢？我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一生下来就拥有两亩地的人，不知道两亩地有多大。这就等于说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钱。从十七岁到现在，至少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曾经有两亩地来着。我甚至不曾意识到我有土地。那时我很幼小，还没有直接跟土地发生关系，我就已经失去了她。这种遗忘应该很彻底。但是，这两年，我忽然想了起来。这引起了我的警觉。我的某一部分隐藏的很深，一直不被我认识。就在这几天，我不光想起来了，还进一步请教了一位朋友。我想知道两亩地是多大面积。我忽然强烈地想知道，在我十七岁的时候，我失去了什么。

朋友说：地分大亩小亩。大亩是每亩一千平方米；小亩是六百六平方米。南方用小亩；北方用大亩。我一算，我应该有两千平方米的土地。我心里就是一惊，那是好大一块地啊！然后我继续想：如果我不出来上学、上班，而是初中毕业就嫁给一个本屯的农民（也许是小学同学），那么我就有两个两千平米。完了再生个儿子，就是三个两千平米。六千平米是多大？我的脑子里已经铺展不开了，那应该是一眼望不到边了吧。那应该是让一匹马在上面撒欢，也尽够了吧。

我只知道一百平米是多大。我居住的单元楼房面积是一百平米。由两个卧室、两个厅堂外加厨房、卫生间、阳台组成。我站在七楼的高度，推开南面的窗子，以我熟悉的一百平米为尺度，从落地阳台向外铺展。六千平米是六十个一百平米，我想看看，那是多大面积。南面的所有建筑都不高，都挡不住我的视线，让我的铺展很顺畅。一百平米在我的驱使下出了窗子，在我眼前的空间跳跃。第一个跳跃就越过了楼下的小街青年路，到了对面十三中的操场。有两个班在上体育课，孩子们在绕着操场奔跑。我的一百平米像一块毯子，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去了。然后是一片居民区，一百平米折叠跳跃了三次就来到了松花江边。江面我目测是三百米宽，这样三十个跳跃就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一百平米可能已经被江水打湿了。过了江，就是山坡了，几下子就铺到了山顶。从我的阳台出发，还不到四十个跳跃，就到了山顶。而剩下二十多个一百平米已经没有地方铺了。如果继续往前铺就铺到云彩上了。可是不能往云彩上铺，土地不能上天，这是万物秩序的基本规定。可是铺到山顶我还没有铺完，就无处可铺了，往山的背后铺我又看不见。如果转弯，那就更乱了，我就更不知道六千平米是多大一块地了。看来六千平米是个巨大的存在，在我的目力所及，我没能把她安放下。

把农业户口注销，换成城市户口的时候，是一九八一年，我十七岁。那时我除了上学、考试、吃饭之外，就再不知道别的事物。甚至两只狗在那里转圈、纠缠不清，我都不知道那是在干什么，会导致什么后果。我的注意力都在背诵课文和解方程上面。我的肉体似乎不存在或还没有到来，总之我被字词句章和方程式构成的世界羁绊住了，双脚还没能迈入现实生活的领域。因此，我的两亩地，我似乎压根就不知道。我是在毫无知觉的状态下失去我的土地的。就像一个人被打了麻药，然后失去了一只肾。而我的失去，在当时是个巨大的喜讯。那意味着我拥有城市户口和干部身份。那是多少人的梦想。在永吉23中，四个班，二百多人，只有两个人做到了。难度之大，不知尚幼小的我是如何做到的。那是多么荣耀！如果我是男孩儿，那么这一事件就得用一个词——光宗耀祖——加以概括；用祖坟冒清气进行比喻。这一切都说明，那是土地最灰暗的日子。土地像是一件脏衣服，谁能把这件脏衣服脱下去，谁就是英雄。在年，我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把那件脏衣服脱下去了，换上了城市这件干净、体面并且还香喷喷的衣裳。

谁都可以把土地看成脏衣服，唯独我妈不应该。那天，我妈带着我去镇派出所迁出户口。我们走在水稻田中间的道路上，脚步是轻快的。两边的稻子正在抽穗扬花，浓郁的香气让我一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妈带着我走过弥漫着稻子花香的道路，并且为我将来不走这样的道路而高兴。我还不懂土地，严格说我还什么都不懂。我还没有机会和土地建立感情。可我妈已经快五十岁了。尤其她作为地主的女儿，在民国时期拥有大面积土地的地主的女儿，对于自己的女儿失去土地，连一点惋惜的表情都没有，在为女儿迁出户口的时候，没有一丝的犹豫。土地对我来说并不具体，仅仅是个词语，我不知道爱，也说不上恨。可我妈作为地主的女儿，对土地怎么是这样的态度呢？在我妈的眼里，土地是什么时候变成脏衣服的呢？

年或者是年，我妈18岁。我舅舅16岁。我的地主姥爷和姥姥，忽然在一个月内死亡。那年不光死了我的姥爷姥姥，还死了很多别人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后来听说那不知名的病叫鼠疫。我妈说叫窝子病。窝子病就是一死一家子。一时间父母双亡，我妈和我舅舅显然处理不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妈家是个大家族。族人就都来帮忙了。由家族里的长者做主，卖了很多土地，安葬了我的姥爷姥姥。我妈说办完丧事，家里的土地几乎就卖光了，只剩下了房子。我不明白安葬两个老人，何以要用那么多的钱？我妈说她当时也被传染，也几乎昏迷不醒。后来到底因为年轻，挺过来了。我舅舅虽然没被传染，但他还是个顽童。在我妈生病，舅舅贪玩不谙世事的时候，那些族人是怎么处理我妈家的那些土地的？总之，当我的姥姥姥爷下葬之后，我妈和我舅舅就已经不是地主了。似乎活下去没有问题，怎么也会给两个孩子留下点口粮田。我妈没说那之后没有吃的。那座宽敞的大宅院也留下了。就是这件当时的灭顶之灾，在一年后我妈家却因祸得福。接下来的土改划成分，我妈家因为没有土地，而被化为中农。中农在开批斗地主的会议上就不用上台挨批斗了。我不知道在那年是谁买了我妈家的土地，是谁站在台上替我妈挨批斗？总之我妈和我舅舅，在那个残酷的运动中，意外地安然无恙，没有被风吹着，没有被雨淋着。

而我的大姨家就没那么幸运了。大姨在家庭灾难来临之前早已出嫁。地主的女儿，一般不会嫁给穷人。我大姨嫁给了另一个屯的地主的儿子。地主的儿子还在乌拉街政府当警察，还是警察里的小官呢。我妈说那时出嫁后的我大姨经常跑回娘家，带着我妈去乌拉街看戏。我妈说她们都不用买票，还坐在前边。有茶有瓜子。这样的好日子也没过多久，我大姨家的灾难就来了。大姨家在灾难来临前可没有卖出土地，大姨夫也没有投身革命，还在政府里干着公差。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大会上，就少不了我大姨夫了。后来我大姨夫在一个批斗会后上吊死了。据我妈说，并不是我大姨夫受不了批斗，而是那天开完批斗会，在押送我大姨夫回家的路上，那两个民兵一边走一边小声嘀咕，说批斗我大姨夫没有什么劲，这死老爷们皮糙肉厚，明天批斗他老婆应该有些意思。这话就被我大姨夫听到了。那两个人说完这句话，猥琐的笑声令我大姨夫毛骨悚然。那天晚上，我大姨夫在我大姨睡着之后，把自己吊在菜窖的横梁上了。这样，我大姨夫用这种方式粉碎了批斗小组的一个小阴谋。我大姨以地主婆的身份，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儿子，艰难地活着。我的那两个表哥，都很大了也找不到媳妇。我大姨偶尔到我家来串门，身为大队书记的我父亲并不欢迎她。有一次我听见我妈和我爸说：在怎么，她也是我姐姐！应该是我父亲不愿意我妈和我大姨来往。那是两个阶级，在当时是水火不容的。尤其会影响我父亲在群众中的威信。我妈做了反抗，她从血缘出发，找到了反对我父亲的武器。而我父亲是从阶级立场出发，提出要求。应该说我爸我妈都各有依据，因此各不相让。后来这事他俩也并未形成同一立场，好像他们都各自让步。我记得我家和大姨家走动并不勤，我只记得那两个表哥来过一次，我大姨来过一次。亲戚尚且如此，何况别人。大姨家过得孤独无助。留在我记忆里的大姨，是她已经很老了。门牙都掉了。她咬不碎花生。我就给她嚼碎，然后看见她乐呵呵地吃了。

我妈对土地的态度，并不是她原来的态度，而是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形成的新态度。而她对土地的真实态度埋伏在她的基因里。而她的基因被完整地输入到我的身体里了。当一切对土地的叙述回归原位以后，我身体里埋伏的地主基因开始慢慢苏醒。我感到来自基因里的东西不可遏制，我几乎能被那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控制。我对土地的喜爱如一只冬眠的狗熊渐渐苏醒过来了。

如果不是有一个契机，我的苏醒只是认识上的，不会贯彻到行动上。年，我在吉林市北38公里处的乌拉街镇蹲点深入生活。在城市是没有土地的。建筑物、马路、广场、草坪……这些把土地掩埋了起来。而到了乡村，土地才以她原始的样貌呈现在你的眼前。农民的力量弱小，他们遮不住土地。

白天，我出去采访，或者在住处写文章。到了傍晚，我出去遛狗。我遛狗并不清闲。我留心看路边的电线杆子，因为上面贴着白纸条。有的卖蒙煤，有的卖房子。我的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