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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小荷：“骚客文艺”创始人，出版人。先后创办“七个作家”“骚客文艺”“搜历史”等互联网阅读平台。著有《我们是否还拥有灵魂》等多部作品。

伦敦的呼唤

文/易小荷

我一直都觉得，我之所以今天和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作宿命，是因为那一年我们恰好学到了这个表达法“itiswritten”，它是被写上去了的，就写在了我们十四岁的记忆里面，白纸黑字，无可替代。

那一年我休完病假回来的时候，突然发现我好像错过了什么；男生女生嘀嘀咕咕神秘兮兮，魔怔似的喋喋不休，男生们都心不在焉，女生们则颇有些不以为然，但这也不妨碍她们念经似的继续传播着一个名字。课间操的时候，甚至有两个女生因为争论此人前一天的头饰是蝴蝶还是蜜蜂而大吵了一架。

在桐梓坳这种地方，展开地图自东到西也就是五公里，却容纳下了我们学校和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如果有什么秘密，一天之内就足以传到尽人皆知，只是整整一个上午我都没有看见她，她的课桌上码着一排整齐的书，看上去和其他同学没有什么不同。倒是在第三节课的时候教室的窗外来了个探头探脑的男生，说男生未免有些侮辱了他的年龄，那是一张成年气息十足的脸，嘴边一圈胡楂，好像是故意不刮似的留在那里，戴着的眼镜根本遮不住眼角的细纹，长长的上半身都露在窗户框外面，这足以证明他的身高起码得有一米八。

后来被问话的男生颇有些扬扬自得，仿佛他比别人掌握了更多秘密的样子，“那个男的听说李乐不在，很失望，让传话说他的通信方式没变……”他欲言又止地透露。

这不是第一拨，此后没有多久，其他班级的同学，主要是男生，频繁地出现在我们教室的窗口，一个个装得若无其事，眼睛却都来回扫向她的课桌。我一直在要不要履行自己班长的职责去赶走那些无聊人的犹豫当中挣扎，直到第四节课的铃声响起来。

她是踩着铃声进来的，抑或是在铃声那尖后的长音收尾之后的那一瞬进来的，周围的人总算没有丧失基本的礼貌，假装出一种表面上的淡漠。我个子太高了，只能坐在最后一排，这足以使我俯视整个教室的一切，包括她穿过座位中间的过道缓缓走过来的样子。没什么特别的呀，我心里想。

“你，改去坐班长旁边，以后你俩就是新的一帮一小组了。”班主任老师来了这么一句，厌恶的手指头向她虚晃了一下，就在她几乎都快走到自己座位的时候，这句话像是斩断了一条活蹦乱跳的肢体一般突兀。她倒也没说什么，只是轻巧地转过了身，看看我。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她穿的是一条黑色的短裙，侧身转过来的时候，裙子旋开了一个小小的弧度，就像是一朵花。

我像所有正常女孩那样长大，没有任何人在我身上用过“麻烦”这样的形容词。我从不和同年龄的孩子发生争执，我考试没有得过第二，我是妈妈的乖宝宝老师的好班长，男生们甚至都不敢企图给我任何纸条。但是在起初做她同桌的那些日子，我真心地觉得她会带给我许多的麻烦。

她确实……有些与众不同，尽管她上课从不迟到，也遵循大部分的校规，可她就像是游离在这世界之外，一到上课时间她就拿出耳机插到她那个小巧的随身听上面，眼神从此长久地安放在一个物体之上，比如课本，比如她的红得发紫的手指甲，或是她那面小镜子，然后就再也没有任何响动能干扰到她的世界。面对那些指指点点、嘈杂的女生，她戴着耳塞，缓步从她们身旁走过去的样子，就像是一簇捉摸不定的火苗，既美丽，又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街道边、校园内四处散植的那种植物叫紫薇花，紫薇树长大以后，表皮脱落，树干显得新鲜而光滑，北方人叫紫薇树为“猴刺脱”，是说树身太滑，猴子都爬不上去。它的可贵之处是无树皮。物以稀为贵，世界上千树万木之中有几种是无皮的？而且还能开出艳丽的花，这种茂盛的植物对于一无长处的桐梓坳是个妖异的谜，就像李乐为何会奇妙地走进我们学校。她总是一如既往地经常去办公室罚站，无非就是为了忘记将披散的长发束起来，或是将脸上的粉底卸掉，再者就是为了那条不肯换下来的过分的短裙。我在那里见过她一次，老师在夸奖我的一道数学题解得巧妙的时候，我得以斜眼瞄她，她逆着光站在窗户前，根本看不到她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有风了，便把她的头发吹得飞了起来，她站在那里，就像站在一幅色调疏淡的水墨画里。

每天放学都有形形色色的人在校门口等她，她有时候选择跨上一辆自行车的后座，有时候索性挽起某人的手臂。那些人只有一个无一例外的特征：全是成年人，他们个子高挑出众，他们谈吐大方，他们的平均年龄能有遥远的三十岁……那么多，他们不像我们身边的男孩一样只会咬着笔杆子，把揪下女生的长发作为唯一的乐趣。

由于是多音字，我总是念不好她的名字到底是“yue”还是“le”，但不管怎样，我几乎是不了解她的，她和我的世界完全不相干，也多半不会有交集。

我们之间真正的交谈竟然还是从课外兴趣小组才开始的。

我那个时候之所以选择生物就是因为听说可以外出采风，我从来没有机会远离妈妈，一天都没有过。

很快兴趣小组就组织周日去很远的山上采集标本，这是五月最好的天气，天空蓝得发紫，空气里有种甜蜜的倦怠感，斜坡上开满了各色各样的花。我因为花粉过敏不住地打起喷嚏的时候，她却穿行在花草之间，炫耀似的告诉我们各种各样花草的名字。一开始大家倒也敷衍着听一下，走着走着，都不知道一哄而散到哪儿去了，她们自然也没叫上我，说到底在她们眼中，我也就只是个书呆子。

这完全不足以令她沮丧，她一改从前那种缓慢的步调，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歌曲。那是一首有些怪异的旋律，在我规规矩矩的人生当中，甚至连“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这样的句子也是在妈妈的禁止行列。我们应该是相似的年龄，那么，她是怎样长大的，又是从哪里听到的这些歌曲呢？

我们之间没有交谈，只听得见脚步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踩踏声，间歇停下来，她摘了一朵蒲公英别在纽扣处。当我们步行到一棵橡皮树的时候，她不但准确无误地告诉我这棵树的名字，甚至还指出在上面叫个不停的那只鸟是云雀。

我们走过去的时候鸟叫声一下停住了，我刚想发问，她捂住了我的嘴，用口形告诉我，如果保持安静一会儿，一定能听到它再叫。

随着风的摇曳，光斑来回在我们脚下变幻着形状，还有从叶缝中漏进来的阳光所造成的阴影，我们像两个泥雕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灌进我的脖子，可是为了不弄出一点动静，我拼命忍着，咬住嘴唇。我的样子恐怕太尴尬了，先是她忍不住了，扑哧一声，接着我们都笑了起来。一只犹犹豫豫的鸟被惊得一下子飞远了，我们笑得更大声了，直到肚子都笑疼了，我们俩还蹲在原地为了笑而大笑着。

过了一会儿，云雀真的就叫了起来，那是一种持续的成串颤音，像是因为在风中被冻得哆哆嗦嗦而发出来的。当我说出这种想法，她便又是一阵大笑，那是比云雀还要悦耳的笑声；那天她笑得未免也太多了些。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她邀请我去她家，其实也谈不上邀请，同学们大多住在桐梓坳的附近，我俩的家凑巧在同一方向。一个大院里矮旧的楼，我们沿着有些阴森的黑暗的楼道爬上去，直到顶楼，眼前是一条灰暗的、只有一扇窗户的过道，她家就在过道尽头的最后一间。奇怪的是，她突然开始蹑手蹑脚，我也依样画葫芦，敛声屏气地待她掏出钥匙，打开门，进屋之后才再转过身来向我打手势，让我跟她进去，好歹没有发出什么大的动静，终于进入了她的卧室。

她把门轻轻地掩上，“爸爸不喜欢我带朋友回家，”接着就特别放松地微笑着，“看样子他今天不会回来了。”又若无其事地加了一句，“反正也不是亲生的。”一边说一边抱起卧在床上的一只大猫，那只猫身上花里胡哨地有好几种颜色，更像只狐狸，它的瞳孔中间有一条竖直的裂缝，里面闪烁着奇怪的怀疑，但是很快就在她身上打起呼噜。她在屋子里显得忙碌得很，一会儿去外屋给我倒水，一会儿又大费周张把客厅的那个录音机和音箱拿进来，张罗着要给我放什么音乐，说是要给我见识见识。

我到现在都形容不出来第一次听到那种音乐的感觉，我终于明白那天在山上她只是在简单模仿，音箱里面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底下传出来的。我完全不知所措了，我还不会那么多的英语单词，只觉得那些歌词就像是一种咒语在这个小小的空间传播。她便一句句地告诉我注音，然后鹦鹉学舌一般跟着歌曲在唱，一边还来回旋动着她的小短裙，那些磁带散落在水泥地上，就像从她身上凋落的花瓣。

她给我看她搜集的各种海报，小心翼翼地像展开地图一样展开它们，说是好不容易托这个那个亲戚从外面带过来的。上面的人大多长发披肩表情愤怒，我不懂得他们为什么无一例外要把自己弄成那样，和当时电视上流行的那些永远把自己收拾得一丝不苟的港台歌星是多么的不同呀；但是奇怪的是，我丝毫不觉得反感。

光线渐渐转淡，我才发现外面不知不觉刮起了风，一副暴雨将至的样子。房间已经如同暗夜一般了，隔着窗玻璃能看到天空中那些深藏不露的电流，满天飞舞的杂物，好像有个巨人在痉挛似的抽风，时不时就拍打一阵房间的窗户。雷电的每一次霹雳声，都能伴随我的一声尖叫，她在旁边跺着脚，指着缩成一团的我和猫大笑，还索性将音量开到最大。房间里的家具好像都在随着音箱里的节奏在抖动，水泥地也在摇动，还有战栗的房屋，我们俩简直像是在大地的摇篮之中了。她张开口继续跟着音乐唱，一边还卷起张报纸当作是麦克风，那一瞬间像是她在驾驭着音乐，或者说在驾驭着这个不安的世界。

Londoncallingtothefarawaytowns,

Theiceageis